回城的尴尬

–-灿烂岁月二十八
 
1970年的夏天，又到了薅秧的时候了。一天我到公社赶场，见到了公社武装部的龙部长，我演过话剧，公社的干部们都认识我，龙部长对我说： 
“小刘，你要被抽上去上高中了。” 
“什么？”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但我再听了一遍，没错！他让我看了看名单，我发现了，我、克坚、张文萍、董淑华，王桂生等几人的名字。按照当时的条件来说，我们几个都是“干部子弟”。 
我跑回包家大队,大喘着气告诉了张文萍，她是我下乡时最好的朋友，张文萍听后把我抱起来转了个大圈，高兴、大笑之后，我俩商量说，先别说，不然没抽上的人要难过的。 
果然，厂长、乔巴，皮子、倦狗等人知道了这事儿后，大家不再理我们，我们好不尴尬。 
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换过来是我们留下情况也是一样，我们也不会理先回矿中上学的同学们。还有，当时为什么会让我们先回去？可能是上级作为我们父母解放的一种姿态吧。 
事过30多年，我想我下乡的伙伴们一定也会原谅和理解我们，那不是我们的过错。 
离开了苗寨那天，我们几乎什么也没带，我们所在的五小队社员们给我和克坚每人5元钱，说做“洒午”（午饭）钱，他们抹着泪就离开了我们。 
我们望了望包家送我们的人群中，没有一个知青，我知道他们非常难过，我也替他们难过。当我走上公路的那一瞬间，我对自己说，永别了，苗寨！ 
而现实是，36、7年过后，我已经走遍了全世界20多个国家后发现，最想念的地方竟然是贵州正大公社包家大队。 
人生多么奇妙！